有时候，一个活了大岁数的人，会从他享有一定位置的那个时代活着进入到一个他陌生的时代，此时，好奇的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的最为奇特的一幕。打个比方说，有谁现在还会想到乔治·克莱布[1]呢？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当时人们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种现象在当今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已不多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柏[2]那里学得了写诗的技巧，他用双行押韵的诗体，写作道德的故事。随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写出了新体诗。而克莱布先生继续用双行体讲述着他的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已经读过那些年轻人写下的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诗篇，我还想象他也许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的新诗的确如此。可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再还有雪莱的几首诗歌，确实是描绘出了人类更深广的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成了古董，可他笔耕不辍，依然在用双行诗写着他的道德故事。我曾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或许有一个更炽情的济慈，一个更为空灵纯洁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一些世人将会长久铭记的诗歌，对此我还不能断定。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诗句，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他们还年轻就已成就斐然，如果只是说他们很有希望，似乎显得有点儿可笑。虽说他们语汇丰富得像在摇篮里就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可他们的诗歌却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东西：在我看，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得却过于肤浅；我不能忍受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股亲热劲儿和扑到我怀里时的那种情感；他们的热情缺点儿血性，他们的梦想稍显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是老朽一个。我会继续写作道德的诗歌。然而，我写作只是为了愉悦自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否则的话，我就是世上最大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