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伐太太怎么能服侍他的，有时我真想不过来。”看门女人跟在后面，把刚才的话加上一个注解。她又说：“我陪你上楼，因为要替房东送牛奶跟报纸去。”
到了二层阁上的第二层，西卜太太在一扇怕人的门前站住了。不三不四的红漆，门钮四周二十公寸宽的地方，都堆了一层半黑不黑的油腻；在漂亮公寓里，建筑师往往在锁孔上下钉一面镜子，免得日子久了留下手上的污迹。大门上的小门，象酒店里冒充陈年老酒的瓶子一样糊满了泥巴，钉着草头花形的铁条，扎实的铰链，粗大的钉子，可以名副其实的叫做监狱的门。这些装配，只有守财奴或是在小报上骂人而与大众为敌的记者才想得出。楼梯上臭气扑鼻，一部分是从排泄脏水的铅管散布出来的。蜡烛的烟在搂梯顶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图案。门铃绳子的拉手是个肮脏的橄榄球，微弱的声音表示门铃已经开裂。总之，每样东西都跟这个丑恶的画面调和。西卜女人先听见笨重的脚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显见是个大胖女人；而后梭伐太太出现了。她象荷兰画家勃罗侯笔下的老妖婆，身高五尺六寸，脸盘象个当兵的，胡子比西卜女人的还要多，身子臃肿，胖得不正常了。她穿着件挺便宜的罗昂布衫，头上包着一块绸，还用主人家收到的印刷品做芯子，绕成头发卷儿，耳上戴着一副车轮大的金耳环，活象地狱里守门的母夜叉。她拿着一只东凹西凸的有柄的白铁锅子，淌出来的牛奶，使楼梯台上更多了一股昧道，可是尽管酸溜溜的令人作呕，外边却也不大闻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