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为领主的个人需要而从事的手工业者外，还有为其政治目的而服务者。希克索斯（Hyksos）王朝被放逐后，埃及新王朝的皇室行政，就是一个例证。在新国家中，有以臣民之实物纳贡而成的仓廪制度。此外，还有为供应国王的宫廷及政治需要的手工业。宫廷官员等从仓库领取实物作为报酬，接受一定的实物所得，此实物报酬的证券可以流通，就如同今日的国债证券。此项证券，一部分以农民的工作为基础，一部分以已专门化的田产工业为基础。在近东地区，如奢侈品手工业亦曾发展和受鼓励过。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让在他们的工厂中训练出来的工人制造古代东方的精美艺术品，通过他们使“村落”完成了文化史上的一次使命。
欲从此状态推移至顾客生产及市场生产，必须有具备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群体，即须交换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方可。这样的情况正与农业发展中所见的类似。诸侯、庄园、领主、奴隶所有者等可将已训练过的劳动者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为市场而生产，或利用他们作为收益之源泉。若为第一种情形，则领主成为企业主，利用不自由者为劳动力，这在古代及中世纪均可见之，由领主雇人贩卖产品。所谓交易人即零售商人，他们成为诸侯或类似的家族之经理人。这类人作为劳动力的方式，种类颇多。领主可用之作为不自由的家族劳动者。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中，须交付一定量的货物。他们用自己的原料或自领主处领来的原料生产货物。古代时曾广行此种制度。织物生产物及陶瓷器生产物均如此生产出来然后被拿到市场上去。这些物品大都在妇女住处生产。中世纪时西里西亚及波美拉尼亚的制麻工业，均系如此发生的。此处的领主可以说是手工业者的雇主。同时，领主亦可进而经营工作场。古代大地主的副业经营中，我们亦发现有制瓦业、砂石采掘业。此外，还有大的妇女住处，使用女奴隶来从事纺织。加洛林王朝的妇女住处亦然。中世纪修道院经营的工作场，如卡尔特教团及圣本笃修会的酿造所、漂布场、蒸馏所及其他的经营场所，均有特殊的发展。农业的副业之外，还有用不自由劳动者的城市工业。在农村经营方面，庄园领主通过其不自由劳动者的代理人而将生产物运到市场上去，但在城市中，则有以商业资本使用不自由劳动者而经营企业的商人。这种关系在古代是极普遍的。相传狄摩西尼（Demosthenes）曾继承其父亲的两个工厂，一为武器锻造工厂，一为寝床制作场（寝床在当时为奢侈品，并非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原来他的父亲是进口刀柄及寝台上所用的象牙的商人，因其债务者不能偿债，就将其工厂及奴隶收为抵押，故这两项事业并在了一起。利西阿斯（Lysias）亦曾述及一个拥有一百个奴隶的制盾工厂。由此二者，我们发现一种为少数上层阶级享用而生产，另一种为战争而生产，两者均非近代意义上的“工厂”。此类工厂是否以不自由的共同劳动或合作的共同劳动来经营，须视个别情形而定。倘使它是用奴隶劳动应市场需求而进行大规模生产，则自其本质视之，应为劳动的累积，而非劳动的专门化及合作。许多工人一起工作，独立地生产出同一种类的产品。在此项劳动者之上有一个工头，他支付双重的个体税给领主，只关心产品品质如一。近代工厂的大规模经营，在此种情形下，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为属于领主的工厂（虽然有如此者）并无固定的资本。奴隶蓄养的特质，使此种经营不能形成近代的工厂。可能因为人的资本如果遇到销路受阻时，就大受亏损，与固定的资本（机械）全然不同。奴隶特别容易发生变化，易出现危险；奴隶之死是一种损失，不像今日，其生存的危险可转嫁于自由劳动者。奴隶也能逃亡，在战时更是如此，战败时尤甚。雅典于伯罗奔尼撒一役战败时，工业上所使用的一切奴隶资本尽归溃灭。而且奴隶的价格因战争而起落极甚，而在古代，战争乃为常态。希腊的城市持续在战争中，因此缔结永久的和平条约成为一种罪恶。人们均像今日缔结商业条约那样，缔结有期限的和平条约。在罗马，战争亦为日常的现象。只有在战争时奴隶价格很贱，和平时则非常昂贵。领主以非常高的价格购得的材料（奴隶），或使之合宿于营舍，或在家族内一同蓄养。另外，女子与男子做不同的工作，因此领主不能实现专门化经营，反而须在自己的村落内经营极多的部门。如果已经专门化，则一位奴隶的死往往会造成很大的灾祸。此外，奴隶对于工作毫无兴趣可言，领主只有用野蛮的训诫才能榨取一些劳动力，与今日自由劳动者在契约制度下的半息半作的劳动量相当。故用奴隶进行大规模经营实为稀有的例外。在整个历史上，此类经营能大规模进行的，只限于该部门为绝对的垄断时。由俄国的前例可知，用奴隶经营的工厂与其垄断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垄断一旦崩坏，这类工厂与用自由劳动者的工厂发生竞争时，便会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