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闻所未闻：某人有了手段，却将之存而待用！节俭观已然入世。但并非被迫的节俭，而是自愿的节俭，不是迫不得已的节俭，而是出于德行的节俭。富人一旦成为“市民”，节俭的小店主就变成他们的理想。[16]
我只举公义、涵养、忠诚、真诚、节俭为例。但所有类型的德性在名称上都发生了一种类似的变化。即使有价值的特性看起来依然如故，旧词语所指的含义已截然崭新了。在财富序列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重构。
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的生活，他们的纯粹生存，应首先由为一更大的群体带来的利益获得正当性。单纯的此在不足以充当由此利益所体现的更高价值的载体，这一此在本身先得去“侍奉”。古代道德在“自然法”下领受了生存与生活的权利；这一权利现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否定了。实际起作用的是：谁不能适应效益文明的机智，不能适应效益文明对人类活动的各种“需要”，无论他代表了何种具有生命力的价值，他都“应当”灭亡。在生命的无目的的表达活动及其种种形式中，在生命的纯粹“呼吸”及其特有的内在过程中，生命已在体现诸多自身蕴藏着的价值；所有的效益行动都注定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通过种种机理，这些价值的实现只应是越来越自由的；对死亡世界而言，生命是天生的主人和国王，生命并非先凭借适应死亡世界而得的益处、凭借它创造效益能力才升为生命。这种观念在现代人的感觉和观念里变为：生命的表达只是累赘和糟糕的奢侈，是原先有用的活动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返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