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康德、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徒的心理学，大抵是这样的：认为人类身上，具有某种成分，即“心灵之内在坚定性”（inner fastness of mind），可以不受“制约行为”（conditioning）的影响而动摇。然而，催眠、“洗脑”、升华性之暗示等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这一个先验性的假定——至少就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假说而言——变得较难令人信服了。
[15] 若我们说东方圣者的“寂静主义”（quietism）和这种行为类似，都是对独裁专制政治的一种反应；它们特别盛行的时期，正是当个人特别容易被那些拥有实质压制性工具的君主侮辱，至少是忽视甚或残酷统治的时期，这个假定，可能也并不至于太过牵强。
[16] 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此即：在这段日耳曼“寂静主义”盛行的时期中，那些在法国追求个人或国家的自由，并不惜为其而战的人士，并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其中的原因，是不是正因为在法国，尽管君主所行的是专制政治，一些特权阶级的行为也很倨傲与专横，然而，由于法国当时是一个既骄傲又强大的国家，而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是才具特殊的人士所不能掌握的，所以从战场上退隐，而遁入某个凌驾于其上的安静天堂，使那些自负的哲学家，可以从这里俯视下界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唯一的逃避方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19世纪及其后的英国，当然，也适用于今日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