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国家主权上丧失了独立性，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革命屡遭失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都与国家主权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住自己的在华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保持这种状况。它们除了使用武装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阻碍中国独立，还从文化上进行精神麻醉。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40]晚清时期的帝国主义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只有一点，即带有明显的奴化性、殖民地性。如一些来华传教士十分热衷于介绍科学和办教育，实际上在他们宣传的科学中夹杂着宗教的私货。他们办的学校只是传播宗教的讲坛，目的是在讲科学、办教育的旗号下，向中国人灌输宗教意识，用上帝、基督精神从心理上征服中国人。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成中华教育会，强调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必须贯穿宗教精神。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说：“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一旦二者分离，学生“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魔鬼、圣贤和祖宗”，将使中国陷于“崩溃”。拯救中国之道是宗教和科学的结合。韦廉臣还举例说明如何在数学课上贯彻宗教精神，做到宗教与科学的具体结合。他说：“在这种场合，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数学是上帝一切活动的基础。……我将指出数学是创造论的基础，依据它而形成一切事物。可以论证：一是存在着一位上帝的意志；二是人类是由这个意志的形象所创造，因此能理解、表达和阐明上帝的思想。”他还强调：“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何把它来建立。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于他们。［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净化和提高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将失去一切。”[41]用西方的上帝征服中国青年学生的精神，这就是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的目的。奴化性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办学校如此，办报纸、吸引留学生、办医院等各项文化事业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