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相通之处。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27]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例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28]。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29]这些话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如果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