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从我们这一届起，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五年中，除学习必修的基础课，我们还学习了一些选修课程。在基础课中，我偏好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在选修课中，我选了“先秦史”和“《三国志》研读”。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和治学，都有极大的影响。我偏好中国古代史课程，这同我小学、初中阶段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一些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史学史”由白寿彝先生讲授，这是一门新课，白先生又讲得有理论色彩，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赵光贤先生开设的“先秦史”、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其中，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给予我的教益最多。白先生后来是指导我读研究生的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赵先生指导我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在如何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我不少指导和帮助。这篇论文是1964年写成的，而在经历了17年之后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出来，这是赵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的。当我把载有这篇论文的杂志送给赵先生时，他的高兴和感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我听何先生讲“《三国志》研读”这门课时，随手在书上记下何先生讲的一些论点。这部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一直留在我的身边。1985年，我在治学中偶有所感，凭借当年在书上所记下的那些论点，写了一篇文章《怎样讲授史学名著——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上。我写此文的本意，是想借着介绍何先生讲《三国志》，说明历史专业学生研读史学名著的重要。后来我得知，史学界有两三位朋友，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也开设了“《三国志》研读”这门课。对此，我自然感到欣慰。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仍然可以时时得到这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师的教诲，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