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右文政策下的宋文化
两宋政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皇权专制统治的特点上，并且又转而对文化变化产生多重的影响。
宋代虽然没有受过农民战争的洗礼，没有经历过那种风暴，但如果我们把唐末、五代与宋代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么，可以看出宋代社会变化的历史根据。正是唐末的社会震荡与五代十国社会的变动，摧毁了门阀地主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北宋继续前一个时期的发展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建立起来的品官地主的政治，带上了新的特点。
北宋在政治上加强了皇权专制统治，但这种统治又具有脆弱性的一面。专制统治对文化的发展不利，但这种统治具有的脆弱性，为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过去人们大都强调赵宋王朝建立后加强皇权专制的一面，而不注意或不十分注意另一面，即赵宋专制主义统治的脆弱性。
北宋建国后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961年），当赵匡胤问赵普国策时，赵普总结五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说：“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7]可以说，“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条，成为赵宋的基本国策，以后宋代统治成功与失误都可以从中找到症结。三条的核心是“稍夺其权”，集大权于皇帝一身。赵匡胤在削弱方镇大权的同时，又削弱了相权；兵权、财权、赏罚权都收了，文官知州，由中央派遣。把中央大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掌握兵权，三司使掌握财权，只有行政大权是宰相掌握。宰相与枢密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三使司掌财权，又称之为“计相”。其下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副贰”，以进一步削弱相权。但在实际上，宋代相权之重，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从皇帝的继承到军事征伐，从大吏的任免到边事议和，宰相和台谏大吏都直接干预。这些直接影响两宋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制衡皇权的一种力量。罗大经谈到这一点，颇有感慨，引了叶适的话：“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其实，何止是国初的宰相，两宋历朝宰相包括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吏，议政亦干政，“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8]名相与奸相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由此，政坛风波跌宕，又与学术文化纷争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两宋文化波澜起伏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