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正统法理的比较优势上讲，司马懿比曹爽稍胜一筹。粗粗一看，曹爽手中握有少帝曹芳这张“王牌”，可以“奉天子以讨不臣”，似乎占了上风。然而，司马懿本身是先帝钦定的顾命辅政大臣，有“清君侧、除奸佞”的天然职责和权力依据，再加上司马懿手头拿到了永宁宫郭太后全力支持他所作所为的凤诏，能够“挟太后而抗天子”。而且，郭太后确实是遭遇过曹爽仗势欺凌的。《晋书·五行志》记载：
魏齐王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这些事实其时已为天下士民所共见，曹爽的“无君之心”昭然若揭，郭氏和曹爽矛盾已然公开化。所以，司马懿取得郭太后凤诏以“便宜行事”，根本不是胁迫而来，相反正是郭太后自愿授权而为之。那么，曹爽挟少帝以反抗，又有多少人不是认为他竟把少帝当作傀儡了呢？这样的“挟天子以讨司马氏”，曹爽集团从起先一出手就落了下乘，也不会具有多大的政治感召力。
第二，从中枢群臣的支持度上看，司马氏是远超曹爽一派的。由于曹爽先前重用何晏、邓飏、李胜等浮华空谈派，乱改旧典、滥兴秕政，且又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早已为朝廷的大多数公卿大夫所不满。例如，大将军府长史孙礼本是由魏明帝亲下遗诏留在曹爽身边辅佐他的，但曹爽嫌他“亮直不挠”，不便于自己独断专行，竟违背先帝遗诏将他外放了出去。又如少府卿王观掌管内府宝库，曹爽一派贪得无厌、多有干求，且又忌惮王观守法不从，于是把他调任太仆，借机中饱私囊。曹爽一派种种作为，堪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引起众怒，连孙礼都公开请求司马懿站出来“主持公道”、制衡于他。故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自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人以下大多数重臣宿士都站到了他这一边。而曹爽那边，却只有一个大司农桓范出于乡里旧谊而遁出城来帮他，其势何等之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