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史实，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这些论断是相当精当而深刻的。国内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梁氏的这段言论，“有助于人们去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史实”，他进而对梁氏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文化上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2）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3）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承受了外来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冲击和日本文化变革的诱发）的压力，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化的乾旋坤转的伟大时期。[90]